致汪康年书
 

                               （1893年2月16日）

    穰卿同年足下：
    秋间获接手书，所以勗厉而振救之者甚厚，并述时艰，忾乎其言，此诚仁人君子忧

先天下之盛心也。
    启超半年以来读书山中，每与诸同志纵论世变，迻匆虑而孰思之。窃以为今日时事，
非俟铁路大兴之后，则凡百无可言者。奚以明之？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己守残，数百
年若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一新学，则阻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有如仇雠。
此其故，皆坐不兴铁路。铁路既兴之后，耳目一新，故见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
恍然知经国之道之所在，则不待大声疾呼，自能变易；则必无诋排，必无阻挠；然后余
事可以徐举，而大局可以有为。（铁路以开风气，又以通利源；风气开则可为之势，利
源通则可为之资也。）今诸公衮衮，因循观望，而我辈坐论，莫展一筹，一手一足，岂
得挽江河哉！张芗帅今世之大贤也，其于铁路之利，久已洞烛，而于兴铁路之事，久已
蓄意，而其权力，又可以昌言于朝延，力争于当路，则非我辈纸上空谭之比例。宜于此
事风行雷厉，务在必成，乃亦徘徊不发，若有所待，岂其中有所挂碍哉？抑左右侍从未
有以大利大害之所在，日提其耳而动其心者，故忽焉置之哉？
    足下既抱饥溺之仁，居密尔之地，以通达之学，兼博辨之才，今虽日俯仰时变，袖
手太息，终无所救。岂若力赞芗帅，以此举反复而浸润之。彼若畏于强御之牵制，则告
之以阴用权术之谋；彼若苦于腐生之阻挠，则勉之以破除一切之事。昔王临川之变宋，
张江陵之造明，绩用克成，道皆在是。
    芗帅权位虽不逮二人，而才力实过之。若欲为一事而不能就，则无称夫世之豪杰矣。
故启超谓足下诚能日以为言，今日不行则它日言之，今月不行则它月又言之，言之既久，
吾知其未有不行者也。今山海关之路已开其端，然非振天下之枢，通南北之气，则其收
效也尚不大。且启超犹有虑矣，山海关初议谓，试办有效，然后接筑后路。夫西人之兴
铁路，专主通商；而中国之言铁路，专主运兵。关外之地，商贾寂寥，养路之费，悉无
取出。倘彼路成后，一旦以费巨利少之故，指为无效，而此后诸路莫敢复议，则恐失此
机会，将有迟迟数十年而不溃而成者，则国势更不可闻矣。今诚能于南北冲途，成一大
路，而今商民于各省接筑，则十年之间，如身使臂，臂使指与！今日电线相应，转弱为
强之机，可计日而待也。区区之愚，罔有知识，窃谓此事不行，则日谭经济，尽无补救。
    恃鲍子之知我，故敢倾吐肺腑，言之不惭，足下以为何如，幸明诏之。
    启超来岁有黔中之行，冬腊间由黔入都，道经鄂省，拟申谒拜。但不识欲访足下，
当造何处，及彼时足下尚在鄂否耳？望即有以告我。手此，只候起居。
    壬辰除夕。启超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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