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康有为书（节录）
（1900年4月29日）
一、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而弟子始终不欲弃此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
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
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施者不
足责，亦不屑教诲，惟责教受者耳），奴隶性属于受者。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
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
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而先生
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日本人忌之恶之尤甚。（先生谓弟
子染日本风气而言自由，非也。日本书中无一不谈法国革命而色变者，其政治书中无不
痛诋路梭者。盖日本近日盛行法国主义，弟子实深恶之厌之。而至今之独尊法国主义者，
实弟子排各论而倡之者也。）虽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国也。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
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诸贤之论，施
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如参桂之药，投之病热者，
则增其剧；而投之体虚者，则正起其衰也。而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且法国
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
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执此之说，是以李斯而罪荀卿，以吴起而罪曾子也。且中
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然则祸天下者，
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
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
苟有爱天下之心者，于此二者，宜何择焉！
至欧人文明与法无关之说，弟子甚所不解，不必据他书，即《泰西新史揽要》，亦
可见其概。英国为宪政发达最久最完之国，流血最少，而收效最多者也。而其安危强弱
之最大关键，实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议院改革案。而此案之起，乃由法人影响所及
（英民闻法人争权之事而兴起）；此案之得成，亦由执政者惮于法之惨祸，而降心遽许
之。此《新史揽要》所明言也（他书言之尤详）。欧洲中原日耳曼、奥斯马加、意大利、
瑞士诸国，皆因并吞于拿破仑。时拿氏大改其政治，而自予人民以自由，人民既得尝自
由之滋味，此后更不能受治于专制民贼之下，故历千辛万苦而争得之，以至有今日。观
于拿破仑第一次被放，而维也纳会议起；拿破仑第二次被放，而俄、普、奥三帝神圣同
盟兴。维也纳会议，神圣同盟，皆为压制民权而设也。但观于此，而知法国革命影响于
全欧者多矣。弟子谓法人自受苦难，以易全欧国民之安荣，法人诚可怜亦可敬也。泰西
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而纯甫难是说，然则此十九世纪之母何在
也？（弟子以为法国革命即其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
若夫“自由”二字，夫子谓其翻译不妥或尚可，至诋其意则万万不可也。自由之界
说，有最要者一语，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是矣。而省文言之，则
“人人自由”四字，意义亦已具足。盖若有一人侵人之自由者，则必有一人之自由被侵
者，是则不可谓之人人自由。以此言自由，乃真自由，毫无流弊。要之，言自由者无他，
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
而已。夫子谓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弟子见此二语，不禁讶其与张之
洞之言甚相类也。
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其脑质之思想，受数千年古学所束缚，曾不敢有
一线之走开，虽尽授以外国学问，一切普通学皆充入其记性之中，终不过如机器砌成之
人形，毫无发生气象。试观现时世界之奉耶稣新教之国民，皆智而富；
奉天主旧教之国民，皆愚而弱。（法国如路梭之辈，皆不为旧教所囿者。
法人喜动，其国人之性质使然也。）无他，亦自由与不自由之分而已。
（法国今虽民主，然绝不能自由。）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
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
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
百药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
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
和矣。然弟子敢断中国之必不能佛，必不能狂也。虽使天下有如复生（复生《仁学》下
篇……荡决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及弟子者数十百人，亦不必能使之沸、使
之狂也。弟子即尽全力以鼓吹之，而何至有法国之事乎？
至“自由”二字，字面上似稍有语病，弟子欲易之以“自主”，然自主又有自主之
义，又欲易之以“自治”。“自治”二字，似颇善矣。自治含有二义：一者不受治于他
人之义，二者真能治自己之义。既真能治自己，而何有侵人自由之事乎？而何有法国托
名肆虐之事乎？故有自治似颇善矣。而所谓不受治于他人者，非谓不受治于法律也。英
人常自夸谓全国皆治人者，全国皆治于人者，盖公定法律而公守之，即自定法律而自守
之也，实则仍受治于己而已。盖法律者，所以保护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也。此自由
之极则，即法律之精意也。抑以法国革命而谤自由，尤有不可者。盖“自由”二字，非
法国之土产也。英之弥儿，德之康得，皆近世大儒，全球所仰，其言自由，真可谓博深
切明矣。而夫子引隋炀、武后以比之，似未免涉于� 骂矣。弟子欲辩论此二字，真乃罄
南山之竹，不能尽其词；非有他心，实觉其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耳。现时所
见如此，或他日有进，翻然弃之，亦未可定。但今日心中所蕴，不敢自欺，故不觉其言
之长。其谓涉于不敬，非对长者之体者多多，惟因文曲折，随笔应赴，不自检点，深知
其罪。
又自由与服从二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从者。
英人所谓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是也。但使有丝毫不服从法律，则必侵人自由。
盖法律者，除保护人自由权之外，无他掌也。而侵人自由者，自由界说中所大戒也。故
真自由者，必服从。
据乱之制度与太平之制度，多有相类者，然其渊源来历，全然不同，似不可以彼病
此。（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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